探寻瓯文化千古之谜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浙南石棚墓主要分布在瑞安莘塍岱石山、马屿棋盘山、塘下杨梅山、平阳钱仓龙头山和苍南桐桥等处，已发现55座。它利用巨大天然石块（有的经过加工），再加支撑、覆盖而成，在考古学上属于“巨石建筑”类型。1993年冬，文物部门对岱石山30多座石棚墓进行发掘，出土陪葬品有：印纹硬陶罐、豆、鼎、纺轮；原始黑瓷尊、豆；原始青瓷簋、碟、盂、碗、鼎、豆；青铜矛、戈、锛、凿、镢、镞、短剑、小编钟等，经鉴定为西周、春秋时期器物。

韩国支石（石棚）墓：石棚墓分为两种，一为桌式石棚（上图），即在地面竖3至4块壁石，上面盖一块大石构成；另为棋盘式石棚（下图），即在大石板下面支以4至8根支撑石构成墓室。温州为棋盘式石棚墓。而朝鲜、韩国两种均有。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始于商代箕子。箕子为商纣王的叔父，商灭后，箕子带5000名商代遗民到朝鲜半岛，并带去了商代文化，对半岛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瓯浦东瓯王墓：现位于鹿城区黄龙街道。南宋《绍定旧编》载有五处：“太平寺前谢婆埭有两冢，西山吴平山有两冢”，均已圮废。惟瓯浦岭东侧之冢尚存。明弘治《温州府志》载：“东瓯王冢：在永嘉孝义乡西山瓯浦山侧，其坟居山最高处。昔传有杜蜂如拳大，护其冢。”清道光二十四年（1884）重修，刻有碑记。

东瓯王庙门台：在今鹿城华盖里。为纪念西汉初东瓯王驺摇，明成化十三年（1477）改东岳庙为东瓯王庙。今存砖石结构门台。门台平面呈八字形，悬山造顶，三间式，通面阔9.8米。青石台基高0.4米，中间设垂带踏跺。明间门额中嵌楷体直书“东瓯王庙”青石匾，左右次间为照壁式。1985年照原式维修。

▲温岭出土的商代青铜蟠龙盘。这件晚商青铜盘铸造精美纹饰富丽繁缛，口径61厘米，最有意思的是盘内铸一蟠龙，龙首昂立挺出盘心近10厘米。这种立体浮雕龙纹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并且具有南方青铜器的一些显著特征。它或许是商周时期，东瓯故地与中原文化接触的一个实证。

商代青铜蟠龙盘细部

▲老鼠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豆：高13.7厘米，口径15.5厘米。陶豆柄上有四组二个镂空，豆形体高大，上承托一侈口盘，豆盘很浅。圆形镂孔是好川文化陶豆最显著的造型特征，也是好川文化陶豆极具自身特点的装饰风格，它们构成好川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此陶豆与1997年遂昌好川墓地出土的陶豆外观极为相似，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遂昌好川墓地出土的陶豆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出土的青铜剑

▲穗丰西周土墩墓出土的青铜簋

▲穗丰西周土墩墓出土的青铜鼎

▲穗丰西周土墩墓出土的青铜铙

▲乐清白石新石器时代晚期三孔石刀、新石器时代晚期石钺。

遂昌好川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锥形器：左长9.7厘米，中长12厘米，右长16.6厘米，1997年出土。好川墓地虽无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玉礼器发现，但玉钺、玉锥形器普遍存在，表明好川文化有着鲜明的自身文化特征。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和浙江长兴县石狮村土墩墓出土的原始青瓷豆，属西周早期。左件为1993年瑞安岱石山石棚墓出土；右件为1989年长兴县石狮村土墩墓出土，现由浙江省考古所藏。

▲1993年出土于瑞安岱石山石棚墓的原始青瓷碟盂，属西周晚期。

老鼠山出土的玉器

1933年瑞安岱石山出土的原始青瓷罐，属春秋初期。腹部留有制坯时的对接痕迹，釉色较深，呈褐色。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出土黑硬陶罐

▲遂昌好川文化遗址出土的泥质灰陶罐：好川文化墓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的陶器一般以鼎、豆、鬶、盉为组合，陶罐以泥质灰陶为主。大量的泥质灰胎黑皮陶器的出土，表明其与良渚文化的联系相当密切。

　　瓯文化虽然有着明确的地域标志和相对固定的人群，但对它的实质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多年来史学界的研究虽说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未形成系统解读，尤其是瓯、瓯人、东瓯国、瓯越与百越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近年来，随着温州及毗邻地区一些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相关文物出土，对补证历史起到积极作用，也引发了新一轮探索瓯文化的热潮。

　　——编者

　　高启新

　　遗址透露的蛛丝马迹

　　东瓯，一片神奇的土地，闪烁着迷离光芒。

　　“瓯居海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东瓯曾经有着四面环海的地理特征。随着地理变迁，岛民逐渐演变成土著的东瓯先民。在越人从北往南的迁徙中，瓯人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长时间。从目前温州三大流域众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来看，不管是春秋早期的徐国还是后来的越国后裔，他们来到东瓯之前，这里的瓯人部落已经历了漫长的渔猎与农耕相结合的经济生产。

　　从目前几处已发现的遗址中可找到相关佐证。

　　——1982年至1986年，乐清市白石镇杨柳滩陆续出土了近200件文物，有石器耘田器、三角形石器和犁形石器，与浙北良渚文化石器极为相像。从磨制手法来看，有横磨、竖磨两种，技艺精湛。从出土的陶网坠、石网坠以及鲨鱼齿来看，先民不仅能使用渔网捕鱼，而且有捕获大鱼的能力和设备。

　　——老鼠山遗址，这是温州唯一进行过大规模科学发掘的文化遗址。它位于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面积近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大型岗丘型聚落遗址。2002年考古部门对此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达635平方米，发现史前连片的石构建筑遗址，并清理史前墓葬35座。老鼠山遗址堆积丰厚、内涵丰富，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也有为数不多的玉器。采集到各类文物1000多件以及大量的陶片标本。陶器以夹砂陶、硬陶、印纹硬陶为主，其外壁有不少涂有黑釉进行装饰。石器中绝大部分是镞和锛。黑陶、小型石锛、石镞构成老鼠山遗址最具特色的文化面貌，被证明是属于“好川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出土文物无一例外显示了瓯人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文化特征。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大约在良渚文化后期（距今约4500年前后），良渚文化的一支越过钱塘江向西南扩展，到好川建立聚落并很快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他们带着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与当地族群结合起来，建立地区性生态文化区，过着部落制的社会经济生活。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东瓯人并不是如史料（《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载，认为楚灭越，越人逃散迁徙过来的。在温州这块土地上，一直生存着土著的东瓯先人，时间是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时期。他们是最早的土著瓯人，温州人的祖先。

　　关于早期瓯人如何生活的具体细节现已很难描述。但有一点，因瓯人常年生活在河、海之间，无常的海浪与风暴吞噬着生命和财产。面对无常的大海，他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意识十分强烈。如《史记·封禅书》引用越人言：“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秏。”可知东瓯国“敬鬼”风俗盛行。那么在瓯人生活的广大区域里，石棚墓的出现是否与“敬鬼”有关？现已知温州的早期墓葬有三种形式：石棚墓、悬棺葬、土墩墓。这三种墓葬形式共存一个地区，这在全国非常罕见。它们与东亚及东南亚的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等岛国或半岛国家的石棚墓明显相类似。在国内，除了温州，也仅辽东半岛存在。因此，这种最能体现瓯人土著先民文化特征的石棚墓也成为一些专家解读瓯人的族源、信仰、民风等文化特征的途径。

　　温州石棚墓分布在瑞安、平阳、苍南等近海的狭长地带，其结构特征为中空，旁设石支柱，上盖单块扁平巨石，建筑均祼露于地表上，盖石与壁石多经加工，墓底皆有铺石。从出土的器物看，有石器、陶器和青铜武器等陪葬品，既像是一个祭祀场所同时又是墓葬。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认为石棚墓的产生与先民的大石崇拜有关。我国过去发现的石棚墓，均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浙南石棚墓的发现，不仅改变了传统认识，对探索商周时期浙南社会状况和对外关系也有特殊意义。

　　土墩墓主究竟是谁？

　　2003年9月8日，瓯海区仙岩镇穗丰村村民在村北杨府山上建公园时，发现一座土墩墓，挖掘出1件大型青铜铙和1件青铜鼎（今年6月5日风土版曾刊载研讨文章）。后经省、市、区文物部门共同对墓葬的残存部分进行清理，又出土50多件青铜器，同时还出土15件玉饰品。经初步考证，该墓属西周时期（距今约3000年），大部分出土文物很有价值，其中铙、簋尤为珍贵。浙江西周时期土墩墓中几乎没有出土过青铜器，这次瓯海土墩墓中这些大型西周青铜器的出土，是浙江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对进一步揭开浙江商周时期越文化之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分布于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这类墓葬大多不挖墓穴，直接在平地上封土掩埋，与一般往地下挖掘墓坑掩埋的方法有明显不同。浙江的土墩墓过去主要集中分布在杭嘉湖和宁绍地区，位于浙西的金华与衢州也有不少发现，而东南沿海的台州、温州和浙西南的丽水地区，则一直未有发现。1990年，黄岩小人尖西周土墩墓的发现，出土青铜器22件，原始瓷器49件，泥质灰胎陶器2件，玉器5件，后又陆续发现西周直筒罐与战国旋纹碗等。此时开始打破台州地区不见土墩墓的状况。温州地区商周时期主要流行的是石棚墓，而穗丰西周墓葬却以其明确的平地掩埋特点，被确认为是一座典型的土墩墓。它的发现又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把我省土墩墓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浙南沿海的温州地区。

　　穗丰遗址的文物排列非常有规律，短剑、青铜簋、三足鼎、矛头、玉器、戈、青铜铙等自北向南成直线。虽然墓主的尸骨早已不复存在，但从墓地北高南低的情况看来，当时很有可能是头朝北埋葬的。玉器为其随身携带的殉葬品，其中还有两把青铜剑夹一玉璧，做“双剑合璧”状。从葬制来看，它严格按照中原的礼乐制度，即代表着秩序，象征社会身份和等级。可以肯定，这个3000年前的西周土墩墓，是一个高级别的贵族墓地。

　　那么他会是谁？为什么在距今3000年前选择在远离中原主流文化的东瓯作为自己的安息之所？是否墓主与东瓯王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许还有其他可能？这种种谜团，有待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不断深入。

　　云遮雾罩的东瓯王城

　　东瓯国与闽越国之间的关系有时唇齿相依，又常常兵戎相见。关于两个山水相连，彼此之间存在一定血缘亲情的百越封国，2000多年来除了早期有限的史料记载外，后来竟慢慢开始淡出历史河床。上世纪60年代，在今武夷山（原崇安）、福州等地意外发现规模宏大的闽越国都城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甚至还有一些瓦当上刻有“万岁”的铭文。一座史书中记载的沉睡于地下的闽越古国都城大白于天下。由此，也引发了与之相毗邻的温、台两地文史专家对寻找东瓯国都城的浓厚兴趣。

　　据史书记载，闽越王与东瓯王同为越王勾践的后裔。越王勾践七世孙无强被楚威王战败而杀，越人南迁过程中，一支与今温州一带的瓯人融合，形成东瓯部族，首领为东瓯王；另一支进入闽地，同闽人结合，形成闽越部族，首领称东越王。两个封国因在灭秦及楚汉战争中立下军功，分别在公元前192年和公元前202年封王。然而，公元前138年闽越开始攻击东瓯，东瓯向西汉求援。闽越撤兵后，东瓯4万余人内迁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安徽西部的舒城地区），结束在浙南的统治。而闽越国经过西汉前期近70年的生产积累，实力达到高峰，成为东南沿海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闽越国对外扩张称霸，威胁西汉王朝安全。公元前110年冬，汉武帝派四路大军攻入闽越境，计杀东越王余善，将闽越居民迁往江淮一带，闽越国灭亡。就这样，这两个曾经显赫强大一度被写入《史记》的方国，就这样在中国东南的版图上永远消失了。它们如同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天空，留下一道难以磨灭的光环。

　　由于这两个方国充满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消失时又带着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故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史学家的关注。而对《史记·东越列传》中有限的文字，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种种假想。如关于东瓯王城，早在南朝时，郑缉之的《永嘉记》就记：“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这使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瓯江对面的瓯北有可能就是王城所在地。清乾隆《永嘉县志·古迹》云：“东瓯王故城：（旧府志）在二十都瓯浦。”光绪《永嘉县志·舆地志上·瓯浦岭》云：“西山北瓯浦，其地即东瓯王故城。岭有二亭，旁侧有东瓯王墓、祠。”据南宋《绍定旧编》记载，温州共有五世东瓯王留下王陵，现仅存一处，即瓯浦。据此，有学者认为东瓯王都城位于温州府城西五里的瓯浦。《山海经·海内南经》和《逸周书·王会解》说到“瓯居海中”，从地缘上讲，温州的确更有相似的地方。

　　一部分学者主要是以考古出土的实物为依据，认为今台州温岭县大溪镇发现古城遗址，虽破坏严重，但城墙仍依稀可见，有内城和外城，其中内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考古试掘表明，其出土器物亦和大墓所出者相同或相似，年代在战国末到西汉初，由此认定大型遗址就是东瓯国故都。2006年在离大型遗址1公里处的大溪镇塘山村，又发现一座西汉初期的的贵族大墓，墓中出土随葬器物34件，除2件玉器外，其余为陶器。墓外发现一个陪葬器物坑，土器物28件，全为陶制仿青铜乐器，有编磬、编鎛、錞于等。有学者根据时间、地点及文化内涵分析，认为此墓为西汉东瓯国上层贵族。

　　但东瓯国都在温州，毕竟有着大量可信并流传有序的史料为支撑，这点恰恰是台州史料上所缺乏的。有学者认为，温州周边史籍所记的几处地点，虽然都没有开阔的腹地，不合适建立都城，但也有可能，原都城就在今温州城区。明弘治《温州府志》载：“平市坊：汉永宁县城濠在此，有埭，通四运，至今称万岁埭。”今永宁巷逾北大街西口为万岁里（埭），东口旧有东瓯王庙。明嘉靖《温州府治》载：“东瓯王庙……在海坛山麓”，巷内向有永宁庙。永宁庙和永宁巷均得名于县治。明姜准《岐海琐谈》记万历间“监前（简巷前）大街一带，自北迤南”，曾“目击棹楔者凿地植柱，深至三五尺下，其旧时砖甃街道尚存。”这一“旧时街道”显然是汉永宁县旧城的“街道”，而“东瓯”，《集解》引徐广曰：“今之永宁也。”东瓯王城与永宁县城相重叠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温、台原均属东瓯故地，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国两都。如闽越国就有两都（在今福州、武夷山）；五代吴越国都杭州，号西府，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东府。当然，关于东瓯都城之争，目前尚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